西域借号

古时改朝换代，西域军队如何交接

不管怎么说，中国古代驻扎西域的军队都属于边防部队，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等原因，有时中原王朝被灭，改朝换代了，这些军队却对此并不知情，这便有了“交接班”的说法和很多感人的故事。但总结起来却只有一句话，那便是祖国的利益高于天，军人爱祖国，他们用自己一腔真爱在祖国的边疆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永远值得我们尊敬与怀念、续写与实践。

最忠诚的一句话：我们终于找到祖国！

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前，汉朝的势力已经进入西域。公元前101年，汉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后，率军在西域屯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派军在西域屯田的记录。汉昭帝时，首先扩大轮台以东的军屯，然后从内地招募农民到西域开展民屯，发展稳定的农业区，“连城而西，以威西国”。通过发展屯田，实现并巩固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这期间，统治西域的是匈奴，管理的都是一些松散的部落联盟，汉朝发达的经济对西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内地与西域经济的互补与交流，最终导致西域的经济与内地的经济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到了隋朝时，西域送走了匈奴人，迎来了突厥人，但是，汉朝那些屯田军人的后代们却在这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成了他们存在的见证，高昌国即是那些汉族屯田士兵后代在西域建立的佛教国家。汉宣帝时，派士卒携家属往车师前部屯田，且耕且守，这里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汉城”。汉元帝时，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同时，设戊己校尉，治于高昌，主管屯田和军事。

高昌曾先后出现四个汉族独立王国，分别是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麴氏高昌。隋朝时到了麴氏高昌。公元609年，隋炀帝以征服吐谷浑打通西域通道为目的展开了一次巡行。他经大斗拔谷前往张掖，登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接见高昌、伊吾等西域27王及使者，实现了自己征服吐谷浑，疏通丝绸之路的心愿。

然而，隋炀帝接见的西域27王及使者是谁召集来的呢？这个人就是麴氏高昌的麴伯雅。当时情况是这样的，麴伯雅继位后，突厥令他依附于突厥的风俗，他势单力薄只好暂时屈从。但为了摆脱突厥的控制，他608年派出使者来到隋朝，开始向隋朝进贡。隋炀帝西巡时，麴伯雅领头，组织西域27国国王，佩玉披锦，焚香奏乐，跪在道旁相迎。随后，他又随隋炀帝前往长安，隋炀帝赐封他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还把华容公主嫁给了他。

621年，麴伯雅随隋炀帝出征高丽凯旋而归后，回到了高昌。一到属地，他便对自己的臣民说：“我们终于联系到了祖国了！”随后下令全国，要求全民解辫，并改穿中原服饰。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确切知道麴伯雅发出这道命令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与兴奋，但我们知道他的祖籍就在今甘肃兰州一带，其祖麴嘉出自春秋燕王族支系，先祖汉代西迁。万水千山并没有能够把麴伯雅与中原王朝的亲情隔断。

最民意的一句话：汉家兵马如同日月！

隋亡以后进入唐，高昌国王也由麴伯雅变成了麴文泰。麴文泰按照突厥的风俗继娶了自己的“后母”华容公主，公元631年，麴文泰来长安朝见唐太宗，唐太宗赐华容公主李氏，改封常乐公主，还让她时向唐朝上报西域的消息，使得唐朝及时掌握西域的动态（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但是，麴文泰回去以后高昌山高皇帝远，唐朝管不着他，便有些不听话了，写信给唐太宗说：“你是天上的老鹰，我是地上的野鸡，咱们各干各的，互不相干，最好谁也别管谁。”随后依附西突厥，阻遏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入贡，并发兵袭扰内附的伊吾（都今新疆哈密）、焉耆（都员渠，今新疆焉耆西南）等国。

唐太宗怒了。公元640年，他命令侯君集率兵出击高昌。唐军出发，麴文泰还在做梦呢，他以为唐离高昌有7000里之遥，沙碛阔约2000里，地无水草，气候异常，唐朝不可能以大兵相加。如此一来，唐军来到他跟前时，他多少有些傻眼，加上得了些小感冒之类的病吧，竟被活活吓死了。他的儿子麴智盛继位后，慌忙向突厥求救，突厥发兵，但半道上听说唐军已经来到了高昌城下，又调头回去了。麴智盛没办法，只好出城投降。唐朝在其地置西州，在可汗浮图城置庭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守，控制了西域。

这一仗，唐朝不但打通了去西域各国的通道，促进了和西方诸国的联系，同时也起到遏制西突厥的作用。据说，在唐军来到之前，高昌就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麴文泰曾派人搜索童谣的原始作者，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而这也成了当时最符合民意的一句话，高昌的“消灭”应验在了老百姓渴望统一、反对分裂的民心里。

最伤心的一句话：西域还有我们手里！

安史之乱，唐朝将驻扎在安西、河西、北庭﹑陇右的驻军内调。抽调之后，河西走廊进入了兵力真空期，吐蕃趁机出兵，攻占河西走廊，从此隔绝中原西域，安西、北庭成为大唐的海外飞地。唐朝基本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能力。但千百年后，西域仍然流传着一个“大漠孤忠，铁血郡王”的故事。

郭昕（？—808），郭子仪的侄子。唐肃宗末年至唐代宗永泰年间，吐蕃不断侵入大唐西部边疆，郭昕奉命巡抚河西、安西等地，继尔朱某之后，担任安西四镇留后。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陆续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然而，四镇留守军队仍孤军坚守各镇。郭昕被隔绝在西域长达十五年，直至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始与内地联系上。

期间，唐朝守军为保卫安西与吐蕃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方面他们要维护安西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筹措军费与吐蕃军队进行战斗，因而铸造货币就成为这一时期安西军民自救的唯一方法。中国历史上也便有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这些唐朝安西守军铸造的货币。

当年，郭昕辗转派遣使者借道回鹘，到朝廷间道奏事。唐帝国的统治者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闹了半天，河西、安西等地，及瓜、沙、甘、凉、肃诸州还在啊！”随后，这句话成了安西军民万里悬孤，军疲民乏，泣血死守，不失对祖国的一片耿耿忠心的历史见证。

公元787年，吐蕃军攻陷北庭，安西再度与内地失联。公元808年，吐蕃攻陷龟兹，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充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武威郡王郭昕殉职于任上，被后世尊称为“铁血郡王”。当然，这称谓里，更有让人伤心的大唐帝国的如血残阳。

最封闭的一句话：现在已经是宋朝了！

唐末西域各国纷纷自立，许多西域小国与中原的联系及丝路商旅，友好交往，均遭到阻挠和劫掠。当时，西州(高昌)，曾一度被吐蕃占领，后来西州回鹘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回鹘王国。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大力发展农工商经济，厉兵秣马、国力强盛，高昌王阿斯兰汗为了加强与宋王朝的友好联系，公元963年派出42人的友好使团，携带地方名产，珠宝等向宋王朝进贡。公元981年，高昌王自称为“西州外甥狮子王”，又一次向宋王朝进献珍宝奇物，加强友好联系。随后，宋太宗赵匡义派王延德等率百余人的使团回访高昌。

当时因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无法通过。王延德一行只有向西北取道蒙古高原，在沿途部族中进行联络，然后折向西南，于公元982年4月抵达高昌。王延德此行，并非仅仅是北宋针对契丹采取的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目的在于争取高昌等地方政权配合北宋收复后晋石敬瑭向辽朝割让的燕云十六州。虽未取得预期成果，但作为中原王朝继五代后晋高居诲出使于阗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官方出使活动，起到了联络东西、加强交流的作用。

王延德等受到师子王的热情接待，“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接见盛况更是空前，“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声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日应运泰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充满对北宋使臣的友好热情。

王延德归来后，把自己所看到一切撰写成了《西域使程记》，载入《宋史·高昌传》，成了后世研究北宋时期高昌回鹘社会状况的宝贵资料。

在王延德的记述里，当年他们一行出河西，经马鬃山进入伊州（今哈密），接待他们的是汉族人州将陈氏。陈氏先问王延德：“现在是宋朝了吗？”随后告诉王延德，他先辈自唐开元二年（714年）领州，至今已过去267年，代代相传已经十几代了。陈氏还说，唐朝皇帝颁赐的诏书敕信等还保存着（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

今天，一般史家认为高昌回鹘汗国的东部疆域和甘肃河西相接，伊州则是这个汗国的一部分。但在在王延德的记述里这里当时显然是一个“空白地带”。一些研究哈密地方史志的学者认为，陈氏所说“诏书敕印”之类的东西，是真是假已经很难说清了。因为，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地方近300年，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在北宋首都卞京的元旦朝会上，西域九国中就有高昌、伊州的使臣。这说明伊州使节和高昌使节是一起参加宋朝的元旦朝会的，而那时伊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北宋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州将陈氏述说的这近300年时光，让人觉得当时的伊州就像一个断线的风筝，独自在塞外飞了很久，而王延德的到来终于让它有了自己的归宿。

最感人的一句话：你们怎么才来换防！

赛图拉哨所，距皮山县城424公里、距赛图拉镇15公里、海拔3800米，占据此地可窥视南疆内地。赛图拉本是古老的商贸通道，是通往印度拉达克首府列城的古丝绸之路上最后一个居民点。1877年，左宗棠收复南疆后，100多清军敢死队员骑着骆驼、马匹，带着粮草，历尽艰难，跋涉一月，艰难来到了赛图拉，并迅速与当时群众联手，拉土运石，建立了军事哨卡。清朝政府由此在赛图拉、克里阳卡和麻扎达拉设卡。从此， 这里成了当时政府最高海拔驻兵点，也是中国最西边境的防御大本营，承担着西部边关八百多公里的喀喇昆仑山的守防任务。

此后，赛图拉哨所经历了晚清、民国，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特务连进驻赛图拉哨所，没想这里竟然还驻守着一个班国军士兵。4年没见到人的国军士兵看到解放军第一句话就是：“哎呀，可算有人来换防了！”看着解放军军士兵的军装，他们又说：“唉，怎么又换装了啊！”看着一身破烂的国军，解放军战士流下了眼泪。

在赛图拉哨所及附属哨卡附近，埋葬了无数边防官兵，其中，赛图拉哨所遗址外约 100米处，就有大小不等的坟堆无数，其中近30个坟堆较为明显。面对这些坟堆，再听听那句：“哎呀，可算有人来换防了！” 人们就不难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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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西域国家的官职等级详情

一、收税官(khralpon)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在各地都设置了收税官，负责税务征收。P．

P.t.1078《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讼状》中记载，瓜州节度使衙署对上诉的沙州土地纠纷案件进行了审理，税吏(khralpon)论诺热与文书官(kriyig)论诺三摩诺麦具体负责案件的调查取证。（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C]，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45；王尧、陈践，敦煌藏文文献选[C]，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81～82．)税吏(khralpon)论诺热与文书官(kriyig)论诺三摩诺麦应是吐蕃瓜州节度使衙署中的官员。该文书表明，吐蕃在河陇所设收税官(khralpon)有时还负责对民户土地进行勘验。

吐蕃在西域地区设置的收税官(khralpon)，职能也应当与沙州等地收税官(khralpon)相同。米兰出土文书xiii，12记载：

送塔赞和禄扎大人：地方巡视官(yul—mthong)的秉呈。再次祝您健康。假如阁下已收到从大罗布(nob—ched—po)军队(rtsergod)之处转来的年税，请发一个收讫函来。我等年税所存……及于阗(Khotan)羊毛，一普热(Pho—re)，对于此等货物，我正要求论?塔桑提供运输。如果这些货物全部运完，将没有一根头发和羊毛(bal)不运去。我的署名，请允许我现在附上。特请查验。

背面：大罗布之税。

大罗布(nob—ched—po)年税中有羊毛(bal)。对羊毛的征收，该地收税官(khralpon)应参与其事。地方巡视官(yul—mthong)则可能是当地的军政长官。

二、文书官(yigepa)

此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当是负责敦煌地区官方公文处理和人口户籍管理等事务的官员。前引P．t．1078《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讼状》中记载瓜州节度使衙署税吏论诺热与文书官(kriyig)论诺三摩诺麦奉命具体负责沙州土地纠纷上诉案件的调查取证，笔者以为此文书官(kriyig，亦即khriyig)实际应是瓜州节度使衙署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的简称，王尧、陈践先生将其译为押衙，似与kriyig一词的实际含义联系不大。由P．t．1078号文书可知，这类官员也负责对土地进行勘检。吐蕃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也应有此职能。

吐蕃本部刻写于公元763年之后不久的《恩兰?达扎路恭记功碑》正面碑文记载：

(吐蕃金石录[M]，66，82～83，88)

蕃占时期的汉文文书中经常出现有判官一职，P．2358《祈愿文》云：“京兆都督杜公，惟愿繁祉斯集，纤障无遗，……梁卿、阎、康、张、安判官等愿天禄弥厚，宠寄日增，……”(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社，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96)

这些阎、康、张、安等姓判官则可能就是吐蕃沙州的收税官(khralpon)及书记官(yigepa)等官员。

蕃占时期敦煌汉文文书还记载吐蕃沙州蕃汉判官承担抄写经文的任务。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应经坊合请菜蕃汉判官等。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五人。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行人部落供。写经二十五人，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五驮，丝绵部落供。”(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1990，412)

S．5831《请处分写孝经判官安和子状》：

写孝经判官安和子。右件人，在于行(?)累，负(?)众别行，昨十□□商□致局席设末儿悉给赞诸蕃判官等差□着酒半瓮，至今不与。又酒家征撮，比日之前，手写大乘，口常秽言不断，皆是牵万翁婆祖父羞耻耆年。先因局席上众言，后有秽言，罚得(?)问局席。安和为(违)众例，还道媱母，别有人犯者，并甘心受罚。唯有安和云：我有口言说自由，扦你别人何事。慈乌耳亦犹有乳步(哺)之恩，父母养儿艰辛至甚。去有此言，媱母者，果何言欤。请详察免众例，请处分。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5辑，1～2)

安和子又见于上引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受丝绵部落供应蔬菜人名单，该人担任判官，为官方抄写佛经和《孝经》。沙州抄经活动有可能也由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负责，笔者以为这些抄写儒释经文的蕃汉判官也有可能就是吐蕃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的下属或受其管辖者。

吐蕃各级政权所设之税务官(khralpon)和书记官(yigepa)，职能与唐朝的孔目官有相似之处。学界大多据《大唐六典》与《旧唐书?职官志二》的记载，认为唐朝最早是在中央集贤殿书院中设置孔目官一人，其始置时间为开元五年(717年)(大唐六典[Z]，日本店池学园事业部点校本，1973，197；旧唐书[M]卷43．职官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852)。《太平广记》卷一八六“杨国忠”条所引《唐续会要》，载天宝年间尚书省吏部之属吏有孔目官：

天宝十载(751年)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少长各于宅中引注。……所注吏部三铨选人，专务鞅掌，不能躬亲，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为之。国忠但押一字，犹不可遍。

(李防等，太平广记[M]，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1393)

《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云：“(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敕，左右神策军定额官员各十员：判官三员，勾覆官、支计官、表奏官各一员，孔目官二员，驱使官二员。”

(唐会要[M]，中华书局排印本，1297)

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曾多次对“孔目官”一词作注：“孔目官，衙前吏职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也。”“诸州镇皆有孔目官，以综理众事，吏职也。言一孔一目，皆所综理也。”“唐藩镇吏职，使院有孔目官，军府事无细大皆经其手，言一孔一目，无不综理也。”“孔目吏，今州部皆有之，谓之孔目官，亦谓之都吏，言一孔一目无不总也。”(资治通鉴[M]，卷216玄宗天宝十载(751年)二月胡三省注，卷225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胡三省注，卷228德宗建中四年(783年)九月胡三省注，卷232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胡三省注。中华书局点校本，6905，7254，7475)

《唐国史补》卷上记载，韩滉自江东人京，路经大梁，“驻车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刘)玄佐敬伏。乃使人密听滉。滉夜问孔目吏曰：‘今日所费多少?’诘责颇细，玄佐笑而鄙之。”(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7)

唐德宗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趁乱劫夺两税财赋，后来怕被责备，“既而州府残破，无以上填，乃与腹心孔目官等设法重税管内百姓以供之。”(旧唐书[M]126，陈少游传，中华书局点校本，3566)由此可知，唐朝孔目官主要负责掌管官府财赋收支、公文处理等事务，在各级衙府中皆有设置。

唐朝还设有掌书记之职，职能也与吐蕃书记官(yigepa)类同。该职虽置于唐，但渊源甚早，李德裕《掌书记厅壁记》云：

《续汉书?百官职》称：三公及大将军皆有记室，主上表章，报书记，虽列于上宰之庭，然本为从军之职。……魏氏以陈琳、阮瑀管记室。自东汉以后，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于是选。其简才之用亦金马、石渠之亚。

(李德裕，李卫公别集[M]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079，282)

可知汉代军府设有记室，主管文案，后来南北朝时期又设记室参军，(资治通鉴[M]卷136，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正月乙亥条，中华书局点校本，4258)到唐代逐渐演变为掌书记，在唐朝的元帅、都统府均有设置。《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外官”条云：

掌书记，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

(新唐书[M]，中华书局点校本，1308)

后面又加小字注曰：“景龙元年(707年)，置掌书记。”藩镇之时，节度使府亦设掌书记之职。(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5～96)

吐蕃文字成熟于松赞干布时期。藏族史籍记载松赞干布命臣下创立文字后，“为了吐蕃属民能掌握声明学与语言文字等诸学科，据谓松赞干布勤勉学习长达四年之久，广大臣民学习写读文字亦风行一时。”(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1)：4)此时吐蕃政权中开始有了专门负责撰拟诏令公文的官员。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记载，吐蕃王朝大力学习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豪酋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旧唐书[M]，中华书局点校本，5222)

这一史料则表明吐蕃政权的公文撰拟及处理程式受到唐朝文化的深厚影响，所以笔者以为吐蕃的收税官(khralpon)、书记官(yigepa)之设置及其职能应当也受到了孔目官和唐朝掌书记的影响。

三、营田官(zhingpon)和水官(chumngan)

吐蕃占领河陇西域后，在推行吐蕃本部制度的同时，还适应当地实际情况，吸收借鉴了一些唐制来巩固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营田官(zhingpon)和水官(chumngan)的设置即是如此。对吐蕃统治下河陇西域营田官(zhingpon)和水官(chumngan)的设置沿革情况、职能、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也还有一些值得探讨之处。

营田使一职是中原王朝的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营田的官员。南北朝、隋唐都在边境地区施行营田，以保证军粮供给，营田大使多由领军大将兼任。《资治通鉴》卷二0五记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一月，“以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点校本，6493）唐代敦煌地区也存在着营田，一般由民户承营，无军事性质。武则天统治末年，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民户逃亡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田地无人耕种，敦煌地区亦是如此。为了招徕人户垦田耕种，做出规定：凡逃户之田业，由“官贷种子，付户助营”（大谷文书2835号，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26），改配给其他百姓耕种，这种田地也称为营田。唐朝设置了检校营田官负责检核逃户田地，与当县官吏一起判理改配田地事宜，劝人营种。大谷文书2836号《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载：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营田官，便即月别点阅萦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最后一行云：“牒为录事董(文)彻牒劝课百姓营田判下乡事。”（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28，330）

该文书表明，检校营田官与县录事共同负责劝课营田。另外，据大谷文书2836号背《武周圣历二年(699年)三月二十日敦煌县检校营田人等牒》记载，检校营田官下属还有检校营田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21）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之后，藩镇兴起，节度使之下设有支度营田使。（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开元十年六月七日敕：“支度营田，若一使专知，宜同为一额，共置判官两人。”中华书局排印本，14388）唐朝河西节度使于景云二年(711年)始设于凉州，（唐会要，卷78，节度使[M]，中华书局排印本，1428）辖区为河西地区的凉、甘、肃、瓜、沙等州。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年代未详[8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谷簿计会》记载，河西节度使亦在凉州设置了支度营田使，其余各州分设州营田使。另外，唐代前期西州地区也实行了营田，但这一地区的营田属于军事性质营田，用镇戍兵士从事营田劳动。（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A]，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C]，249)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逐步占领了河陇西域之地。由于河陇地区相继沦陷，永泰二年(大历元年，766年)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被迫徙治沙州（资治通鉴[M]卷224永泰二年五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7191）。后来杨休明被杀，节度副使周鼎接任节度使兼沙州刺史。吐蕃尚乞心儿率军攻城，周鼎拟焚城郭引众东奔，被兵马使阎朝缢杀。阎朝自领州事，率众抗蕃，以河西节度使自称，后弹尽粮绝，以“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的条件被迫投降（新唐书[M]卷216，吐蕃传，中华书局点校本，6101）。在敦煌降蕃的最初几年中，阎朝担任了吐蕃部落使，但仍然保留着河西节度使的称号。P．3481《愿文》云：

粤有千寻石祥，侧万龛灵塔安排，四□□一心，孰舆？则我大檀越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太原阎公，惟公操列寒松，心横劲草，在官国慎，清异人知，令参远向于天朝，政化大□于道路。

（敦煌吐蕃汉文史料辑校[M]第一辑，190）

此太原阎公就是自称河西节度使，带领敦煌军民抗击吐蕃达八年之久的阎朝，在被迫降蕃后担任吐蕃部落使，统领当地汉族民众。由于当时吐蕃刚刚占领敦煌，所以还暂时保留着一些唐朝的建制，阎朝仍然称河西节度使，而蕃占初期的文书如上海博物馆藏《唐定兴等户残卷》、P．2763V(2)《巳年(789年)沙州仓曹杨恒谦等牒》上都钤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姜伯勤，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A]，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C]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337；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M]第1辑，487）。河西支度营田使正是河西节度使属下的主管营田事务的官员，原设于凉州，后随河西节度使一起迁治沙州，在蕃占初期这一建制和河西节度使一样也仍然存在，其管辖范围实际也仅限于敦煌地区。但是到了公元790年(庚午)，吐蕃在敦煌重新设置划分部落后，河西节度使同河西支度营田使便不再出现于敦煌文书之中。

吐蕃占领河陇西域之地后，对当地土地重新加以分配。米兰出土的米兰iV，93b记载：

兔年夏，划小罗布(Nob—chunguvi)王田为五个庄园(Bzhengs—kha)，按种田人数多少分配土地。头领(Dbang—po)和耕种者人数，根据权力与田作惯例，应登记于(户主)名下，任何人不得拥有地权，或围圈空地，任何一小块田产，都要按人数多少分配。(分定之后)不许荒废田业或破坏田界。此五个庄园的土地都树立界标。有违制占田破坏田界或使田业荒废者，将剥夺其田业，没收其庄稼，并按情节轻重治罪，将各户种田人的人数造成总册，交到边境城堡(MKhar—ris)长官处。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大尚论?格桑和论?赞拉本等，属于首先被委任者，已返回；执行者是节儿贝桑与多贝，此事不得间断。

背面：十五日内送上具体数字。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130）

需要指出的是，吐蕃营田官主要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土地进行测量，确定面积，对民户实行计口授田。这与唐朝营田官负责检核逃户田地，与州县官吏一起判理改配田地事宜，劝人营种有所不同。

此外，吐蕃营田官还负责处理土地纠纷。P3613《申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是一件完整的官府案卷，百姓令狐子余上书吐蕃沙州官府，要求判还原先被唐朝换给别人的孟受渠附近六亩土地：

盂受索底渠地六亩右子余上件地，先被唐朝换与石英顺。其地替在南支渠，被官割种稻，即合于丝绵部落得替，望请却还本地。子余比日以来，唯凭此地与人分佃，得少多粮用，养活性命，请乞哀(?)衿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申年正月日百姓令狐予余牒。

付水官与营田官同检上。润示。九日。

盂受渠令狐子余地陆亩右件地，奉判付水官与：营田官同检上者。谨依就检，其地先被唐清(朝?)换与石英顺，昨寻问令狐予[余]，本口分地发付讫。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申年正月日营田副使阚水官令狐通牒。

准状。润示。十五日。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281～282）

案卷首先是令狐子余的牒状，吐蕃沙州官员润在接到其牒状后随即在上面批示，命令属下水官与营田官前去调查。这两位官员在调查勘检后又上呈一份牒文，报告令狐子余已得到此六亩口分地。随后官员润在这件牒文上又作了批示，同意完结本案。此营田官为营田副使阚某，实际应是部落营田官(sdevizhingpon)。文书中提到令狐子余田地被“官割种稻”后，官方要补偿给他土地，“即合于丝绵部落得替”，所以牒状中的营田副使阚某和水官令狐通当是丝绵部落营田官。此部落存在于公元820年以前，在公元820年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军事部落成立后消失。

S．2103《酉年(805年)十二月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请地牒》记载，李进评等请地耕种，后由沙州某官弁批示：“付营官寻问，实空闲无主，任修理佃种。”（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74）

营官即营田官。该文书表明，吐蕃敦煌营田官同时也负责检核“空闲无主”的土地，将其配给请地百姓佃种。这一职能则与唐朝营田官有相似之处。另外据上海博物馆藏《唐定兴等户残卷》记载，蕃占初期，河西支度营田使还负责用僦募方式招募农民强户营田，（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A]，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M]第2辑，349～352）这也是承袭唐制。吐蕃在河陇西域所设的营田官(zhingpon)源自唐朝的营田官，但其职能范围扩大，与唐朝的营田官已有所不同。

S．542v《戌年(818年)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附亥年至卯年注记》记载有寺户营田上役，如：“杨进朝五日守囚吴营田夫五日。”“安天奴修仓五日营田夫五日。”（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85，391）这些寺户实际上是到官府所有的官田上去耕作。吐蕃时期敦煌寺户在隶属于僧团的同时，也同样是官府的编户齐民（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A]，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C]，380），所以要到官田上役营田，吐蕃敦煌营田官自然也主管此事。

另外，蕃占时期的敦煌还设有主管水利的水官，除了出现在P3613《申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以及S．3074v《吐蕃占领时期敦煌某寺白面破历》（“廿六日，白面四斗，付龙真英，充屈水官。”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3辑，169）中以外，还见于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文书记载公元820年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军事部落成立，在一个部落中任命张大力(changstaglegs)为水官(ehumngan)，在另一个部落中任命李平(1iphyir)为普通水官(spyiviehumngan)，杨六力(yangklulegs)为水官(chumngan)，王安(wangan)为部落水官(sdevichumngan)（吐蕃统治敦煌研究[M]，124；中国藏学，1989，(1)：106～107，111），表明其中一个部落人口较多，所辖区域面积较大，故设置水官人数较多，且有不同级别。这些职官设置源自唐朝沙州的水司及其职官都水令、水官和辖下诸县所设平水（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A]，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C]，275～277）。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这种职官目前仅见于敦煌。但唐朝和吐蕃在河陇西域各地都进行了广泛垦殖，兴修水利，如前引米兰iv，93b文书记载：“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表明萨毗节度使辖区也有农田水利工程。所以估计水官在蕃占河陇西域其它地区也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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